“后脱欧时代”中国—东盟需要关注什么？

文/本刊记者 黎敏

在历经一次公投、两次大选、三任首相以及3年7个月的“拉锯”后，2020年1月31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00，英国结束了与欧盟长达近半世纪的“牵手”，正式脱离欧盟。一场旷日持久的“脱欧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天的伦敦议会广场上人头攒涌，有人放起烟花，有人激动落泪。人们复杂的心情与微表情一如面对这一事件的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发达经济体的英国，其脱欧带来的影响终将从伦敦传导到世界各地。而作为英国主要经贸伙伴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后脱欧时代”又该关注些什么呢？

（英国脱欧历经三位首相，图为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英国脱欧犹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碰倒”的下一块。这一历时性变革可能给本国或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是各国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自2016年英国启动脱欧以来，各方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

（英国脱欧历经三位首相，图为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

在东盟国家中，对此最为关切的一定有柬埔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根据德国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一些国家中，受到英国脱欧打击最重的国家是柬埔寨。

报道称，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此前加入了“除武器外全部商品免关税、免配额”(EBA)及“欧洲普惠制待遇”(GSP)的条约，这两项条约都曾取消或降低发展中国家向欧盟出口的关税。而在欧盟国家中，英国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市场，目前，柬埔寨有7.7%的商品向英国出口。一旦英国“硬脱欧”，关税的提高等将使得柬埔寨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08%，家庭消费下降1.4%。　　

而在2019年11月21日刚刚完成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EUSFTA）生效的新加坡，也对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予以了关注。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表示，如果英国最终走上“硬脱欧”路线，并不再承担欧盟与第三方的协定义务，意味着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也不会适用于新英两国贸易，新加坡企业需在现有以世界贸易组织条例为基础的关税、非关税制度下运作。

除了贸易关系，开泰研究中心则提醒，因为英国脱欧影响，赴泰国等东盟旅游目的地的英国游客市场已出现放缓。东盟秘书处的一些官员则表示，东盟应该从英国脱欧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在东盟走向一体化方面把握好自己的节奏。

（支持脱欧的人们庆祝英国正式脱欧）

过渡期谈得如何

尽管英国已经于1月31日脱欧，但大多数人一时半会儿感受不到任何变化，因为此后将进入过渡期。过渡期从2020年2月1日开始，既定2020年12月31日结束，或有可能推迟到2022甚至2023年结束。期间英国仍受欧盟规章制度约束，双方贸易关系维持现状。

既然已经“分了手”，为何还要设过渡期呢？过渡期的宗旨其实是给英国和欧盟一个“暂停”，来继续谈妥之后新的贸易协定，英国和欧盟也需要决定双方未来保持怎样的关系。因为在过渡期结束后，英国将离开单一市场、关税联盟，必须要签新的自贸协定才能确保商品在欧盟内自由流动、不赋关税等附加成本。如果双方届时还未谈妥，那么摆在英国面前的仍然是无协议的“硬脱欧”。而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不容小觑的。

除了处理好脱欧后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也需要在过渡期里力争为自己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经贸环境，以减少对欧盟市场的依赖。而这一工作其实从脱欧启动至今英国都有在做。在对东盟上，英国一方面通过驻外大使表达了要继续牢固与当地贸易关系的善意；另一方面也交换了愿与多国商谈新的自贸协定的积极信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此前就已表示，新加坡愿意在英国脱欧后，以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为讨论基础，继续与英国磋商，签署新的双边自贸协定。

而据柬单网近期报道，柬埔寨皇家学院研究中心主任Ky Sereyvuth透露，在过渡期结束后，英国将继续维持对柬埔寨的出口贸易特权，他预计柬埔寨和英国将在2020年商讨自由贸易协定。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过渡期有限的时间，与欧盟的谈判或将是英国的首要任务，只是这或多或少都将影响其与其他国家的商谈情况。 

“全球化英国”与亚洲的机会

与英国加入欧盟的47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亚洲的崛起，拉美与非洲的发展，美国的相对衰退，都在改变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英国人看到了其中的挑战与威胁，也看到了机遇。为此，英国在启动脱欧后，就推出了“全球化英国”（Global Britain）的构想。而与其说这是某位首相的构想，不如说是英国基于现实的必然选择。

“全球化英国”强调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紧密关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而在英国保守党议员理查德·格雷厄姆看来，英国想要打造一个“全球化英国”，就必须在亚洲把事情做好。2020年2月5日他在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发表的文章称，英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翻了一番，东盟10国的总体经济影响力也在迅速增长。因此，继美国之后，亚洲囊括了英国的三大非欧盟出口目的地——中国、东盟和日本。“我们制定正确的亚洲战略，‘全球化英国’就会大获成功。”

理查德·格雷厄姆还指出，英国在工程、法律、会计、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任何计划的首选合作伙伴。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卫星和网络解决方案方面，英国能够成为东盟的政治中立伙伴。

实际上，进入“后脱欧时代”，英国势必会在更多产业领域寻求新的合作可能，而这无疑将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机会。从英国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视。

在公投结束后，英国就已经用“黄金时代”来临以形容中英之间的合作。而在2020年1月15日，英国还正式在印尼雅加达设立常驻东盟代表处。英国亚太事务国务大臣海瑟·惠勒（Heather Wheeler）向媒体表示，代表处的开设证明英国致力于加强与东盟关系的承诺。她说：“我们希望在加强该地区的多边合作中发挥作用。” 

除了宏观层面对亚洲区域的重视，企业的“用脚投票”似乎更能说明问题。2019年，英国家用电器生产商戴森公司宣布将总部从英国搬迁至新加坡。尽管有声音认为戴森总部搬迁与英国脱欧有关，但公司代表并不认同，并表示戴森公司收入中超过50%的利润来自亚洲地区，总部搬迁是出于对未来发展的考虑。所以，从市场角度来看，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亚洲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迎来一些新的投资也将是大概率的事情。

（戴森将总部搬迁至新加坡）

我们暂且不论英国及其企业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背后还有哪些其他考量，但一个寻求更多合作机会的英国，本身不就是一个巨大机会吗？